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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6 22:12 来源:中国贸易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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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国科在留言板反映的问题,桐梓县青杠村的干部迅速作出了回应,并且让人民群众得到了满意的解决方案,把工作做到了实处,归根结底,还是“心里有群众”!从杨国科的再次留言可以看出,只有“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人民群众才能真心实意地去感谢为他们做事实的党员干部。记者在会上了解到,基于“智能停车”设想,北京已初步试水了“共享停车”改造。

  杨国科老房子图。日本市场的老龄用品超过4万种,我国只有2000多种,是日本的1/20。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保持高度警惕,紧紧盯住作风领域出现的新变化新问题,对“四风”要露头就打,有苗就掐,死死摁住不松手,久久为功,锲而不舍抓监督检查,不放过任何一个关键节点,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让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一刻不停歇地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

  截至目前,各地党委、政府通过栏目回复网民留言超过80万项,解决了大批民生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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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一把手”责任制,人民网网友留言回复一律由所涉单位和地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审核、把关,其中由市直部门承办的,须经市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审签意见,形成了“分级审核把关、一级对一级负责”的解决群众网上诉求的工作机制。

  23省区市留言办理机制一览北京:《北京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关于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办理工作办法(试行)》2017年7月,北京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下发《北京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关于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办理工作办法(试行)》,要求做好人民网网民留言办理工作,保证人民网网民给北京市及各区领导干部的留言得到及时妥善办理和回复。(3)文章体裁适当。

  (责编:程宏毅、杨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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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31省区市将陆续进入“两会时间”。2016年,他还曾通过人民网致信网友,表示“网络已成为群众反映诉求、表达意见的重要平台,也是党委政府收集社情民意、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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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经典地位与现代价值
发表时间:2019-04-26   来源:光明日报

  演讲人:张中宇 演讲地点:重庆师范大学 演讲时间:2016年5月

《诗经》之《七月》

《诗经》之《鸿雁》

  ●从《诗经》选诗经周初到春秋中叶约50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诗经》无疑经过了历代多次编集的不断积累才最终成书,但孔子很可能是《诗经》最后的编定、校定者。

  ●周代诗人们对历史进步的高度敏感,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从先进的文化层面,夯实了西周和东周共延续近800年的基业。

  ●“风雅”即《诗经》中风诗、雅诗融入广阔社会、民间,并提升其文化内涵的现实主义传统。“风雅”成为唐代诗人的主要标准,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都在他们的诗篇或诗论中,推崇源自《诗经》的“风雅”“比兴”。

  《诗经》的编订问题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最早提出“孔子删诗”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孔子做了两项与《诗三百》编订相关的关键工作。第一项是“去其重”,即在3000余篇诗中,去除重复,校订错讹,编成了一个文献意义上的“善本”。第二项是“取可施于礼义”,即进行选择,也就是说,《诗三百》是以儒家理想作为编辑标准进而形成的新的“精选本”,与孔子所依据的此前的各种文本,具有根本的不同。司马迁显然认定《诗三百》是孔子依据流传的大量文献重新“编定”,而非仅进行文献整理。东汉班固、王充,唐代陆德明,宋代欧阳修、程颢、王应麟,元代马端临,明代顾炎武等,均沿袭司马迁说。司马迁、班固、王充等,都是时间距孔子最近的汉代著名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可以依据更多、更可靠的调查和取证,来做出史学或诗学的理性判断。

  学术界一般认为唐代孔颖达主持编撰的《五经正义》,其中最早对司马迁“删诗说”表示怀疑,认为先秦典籍中,所引《诗三百》以外“逸诗”数量相当有限,由此推测当时不可能存有3000余篇诗供孔子删选。南宋郑樵、朱熹也不相信“孔子删诗”。但这些“有限的怀疑”,并没有动摇时间更早的司马迁以来的基本判断。转折点在清代,朱彝尊、赵翼、崔述、魏源、方玉润等均否定孔子“删诗”说。由于否定者众,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论题的方向,也相当程度上影响到现当代学者。这里需要指出,清代对“删诗”说人多势众的否定,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就是在清朝文字狱的重压之下,学者无不噤若寒蝉,唯有回头翻检古籍,寻求发展空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证据的模糊,这就为疑古思潮留下了巨大空间。但章太炎、郭沫若、郑振铎均坚定支持孔子“删诗”说。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指出:“如无一个删选编定的有力的人出来,则《诗经》中的诗决难完整地流传至汉。这有力的删选编定者是谁呢?当然以是‘孔子’的一说,为最可靠,因为如非孔子,则决无吸取大多数的传习者以传诵这一种编定本的《诗经》的威权。”郑振铎这一段论述很值得注意,因为怀疑、否定孔子“删诗”说的一个显著缺陷,就是无法找到孔子以外可以编定《诗经》的人,《诗经》的编定于是成为“无主公案”,这正是疑古主义必然要走向的陷阱。和近、现代学者大多沿袭清代学者的疑古思潮不同,当代学者显然更为自信,对传统文化则更多尊重和接受,支持删诗说的学者更多。初步统计,近40年数十位学者发表的专题论文,近四分之三支持孔子“删诗”说,且这些论文多发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哲》等重要期刊上,反对“删诗”说的论文基本上不见于重要专业期刊。从2012年到2015年共四年间,支持孔子“删诗”说的专题论文15篇,反对孔子“删诗”说的论文仅1篇。这个比例是很有说服力的,表明支持孔子“删诗”不断有新材料、新证据发现,而反对孔子“删诗”说很难发现新材料、新证据,只是在概念上重复一些质疑。近四分之三的巨大比例,意味着有必要反思清代以来的相关结论。

  尤其是,司马迁“删诗”说描述了一个关键史实:从孔子逾战国至汉武帝时期——距离真相最近的400余年间,包括战国时期墨、道、法诸家,当时社会均对儒家编定《诗三百》无异议,否则司马迁及班固、王充等,不可能不从历史的角度记载相关争议。“判案”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谁距离“现场”更近,谁的证据就更可靠。在《诗经》编定这一个争议中,距离“现场”最近的,无疑是墨子、司马迁、班固等,司马迁、班固还是公认的“良史”。表示怀疑的唐代的孔颖达,距离“现场”已经超过1000年,距离司马迁也有700余年,更不用说清代学者距离“现场”已经超过2000年。当代否定“删诗”说的学者多引《左传》中的“季札观乐”这条材料,来说明在孔子年幼的时候,已经形成了规模差不多的《诗经》选本。可是,汉代专治史学的司马迁、班固,不可能不精研《左传》,像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为何不采用这条材料?撇开这条材料的真伪不说,它无论如何也无法证明在孔子年幼时存在一个可以称之为“诗三百”的选本:这条约700字的“观乐”材料,连“诗”这个字都没有出现!正是考虑到司马迁、班固治史学的严肃性,以及他们更接近相关事实等因素,“删诗”说不宜轻易否定。当然,在孔子“删诗”之前,还经过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相关的阶段性“整理”,孔子应该是在前人“整理”的基础上,进行最终的编定、校定。即《诗经》的编纂,还是一个融合了群体智慧的综合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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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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